“Twelve pieces of steak” “Original Cutting“,一个英语流畅的主播在直播间讲解来自澳洲的原切牛排,听到牛排steak和平底锅pan这样生活中的单词,就算你不太会英语,也会花上几分钟听一会儿,甚至拿起了小本本记起了单词。
主播们随便一张口,就能跟你从英语讲到国内外历史,再聊到诗词歌赋、人物传记,诙谐有趣,网友们都表示来这直播间就为了学习,这样的方式在直播界堪称一股清流。
“一些主播一年能卖出一百多个亿,我带着几十个老师做直播是不是一年也能做上百亿?” 2021年9月,俞敏洪在刚刚转型带货的时候夸下海口。
从一上午卖不出去一件货到单日总销售额超1500万,俞敏洪知道,自己坚持的事情终于有了结果。
在双减和疫情的影响下,新东方市值跌去90%,原本8万的员工,在短短一个月内,就裁掉了6万人。
在教育赛道中,新东方绝对是受打击最大的几家企业之一,但好在,员工足够团结,在风雨中保留了一部分实力。
在这样的背景下,俞敏洪带领他亲手创立的企业跨入了直播带货的洪流当中。2021 年 12 月 28 日,新东方宣布成立“东方甄选”,建立以农副产品为主的带货直播间。
“为什么我选择去做农产品?理由格外的简单,我喜欢农业。我从1岁到18岁在农村长大,所有的农业产品只要在我家乡能种的,我全种过。
我从小就喜欢看着庄稼,比如说麦苗,从地里露出来,慢慢地变得绿油油的,经过霜打过冬以后蓬勃生长,最后结出了麦穗金黄一片,那种感觉给我带来无比的大地亲近感和幸福感。”
在同行纷纷甩手跑路的寒冬里,在大家都说俞敏洪要完蛋的时候,他凭着喜欢,做起了自己觉得正确的事。
《上班啦妈妈》第二季就以直播为背景,让妈妈们在真实的直播场景内实战演习。
看过节目,都会对直播有个初步的了解,真要做成一场直播,并不是主播随意在镜头面前讲讲就行的。
那是需要一整个团队的配合,在每一个细节处下功夫的,从选品到直播间的装修,再到脚本,助播的配合与运营话术的使用都是需要深度钻研与琢磨的。
在他的直播首秀里,这位即将六十岁的企业家还是像当初在课堂上上课的模样,他长篇大论地讲着“塔里木河的水开始流淌,雨水充沛一点,塞上江南的风景无比壮阔,大漠孤烟直,长河落日圆。”他输出知识的方式让看惯了带货直播的观众耳目一新,但更多的是对这位企业家情怀上的支持。
第一天的首秀,俞敏洪卖出了近500万的产品,在罗永浩首秀90分钟就卖出1.5亿,董明珠5场卖出228亿的对比下,企业家带货这样的成绩多少显得有些惨淡。没想到的是,一周之后,在没有俞敏洪的直播间里,东方甄选的销售额只能停在几十万的级别。曾经人人为之称道的著名企业家如今沦落到这般下场,有些悲哀。
一时间,质疑声四起。价格高,选品差是其中主要的声音,比如8斤的稻花香大米要268元,15颗平石头苹果就要128块,平均一个将近10块钱,直播间的评论里充斥了“太贵了”“吃不起”。
媒体也在质疑,有人说他是从一个赚快钱的行业跳到了另一个赚快钱的行业,有人说你让干英语老师的人去当主播,他们有那个能力吗?毕竟这和当初“我带着几十个老师做直播一年也能上百亿”的目标相去甚远。
事实上,成绩确实不尽如人意,有有关数据统计显示,今年3-5月,俞敏洪出现的14场直播中,场均观看人数为3.3万,场均销量仅2821件,场均销售额为13.2万元。这样的水平也就和只有十几万粉丝的小网红水平相当,甚至还不如这些小网红。
他也在自己的公众号中写到::“现在东方甄选起步,每天的销售额还少得可怜,只有几十万块钱。”这笔钱只能勉强养活剩下的员工。再多的情怀,在现实面前也不堪一击。
改模式,选产品。俞敏洪一如当年改组新东方结构时的模样,将直播间的货品翻新一番,109元3斤的海白虾,22块9五斤的油桃,21块9五斤的小黄瓜,从最开始坚持“我们不是选择便宜的农产品”到现在“我们只卖最真实,不卖预售”。俞敏洪接地气了,也更注重性价比。他已经放下了他理想主义的架子。
6月10日,东方甄选直播间里,8年带过50万学生的新东方名师董宇辉,一边用英文介绍产品,一边和网友高谈阔论,谈笑人生,几分钟内就卖出了6700多单桃子,直播销售总额达到1534.3万元,在抖音带货榜上直冲前五,相较首播成绩翻了三倍多。#新东方主播#的话题也登上了微博热搜榜的第八位。
“终于看到高级知识分子闯入直播间带货领域了,这才是直播变革的开始,卷王驾到。”这是东方甄选抖音号下面最高赞评论。在现行的卖货直播间充斥着大量低俗、搞笑、无脑的行为时,一群老师闯了进来。他们聊哲学,聊亚里士多德;聊理想,能从星辰大海聊到深海大虾。他们充分的发挥了在三尺讲台上聊天的本事,每一句话都像是出自书中的诗。他们引经据典,仿佛这些商品也产生了知识的附加值。
俞敏洪像一只“打不死的小强”,在众人都等待嘲笑他的时候,用现实给了他们一记响亮的耳光。
听到网友们纷纷在直播间称赞“是金子到哪里都会发光”,就会不由得想起在2021年末大家给俞敏洪的留言。
“双减”以来,70多万教培机构,1000多万教育从业人员漂浮不定,各大机构陆续裁员,小机构甚至直接关停, 网上充斥着员工拿不到薪水,孩子退不了学费的声音。
俞敏洪自己在直播时也说过,公司市值蒸发了90%,教学点退租1500个,不说租金,光装修就损失了六七十个亿。
俞敏洪说过一句话:“新东方账上,有一笔钱一定不可以动。这笔钱,一定要能满足假设有一天新东方突然不能做了,要能够把学生家长的钱全部退还,把员工的工资全部发完,一分钱不欠地倒闭,或者关闭。”
“那时新东方很兴旺,学生交完学费,我就去租各种各样的场地,做市场。结果发现非典一来,学生来退费的时候,账上的钱不够了。”
外界对于品牌的信任来自于一点一滴的积累,若企业变成只进不出的吞金怪兽,即便你做得再大,也没有人再会信任你。为此,俞敏洪用个人名义向朋友借了2000万,才熬过了这个困难时期。
经过这次,俞敏洪明白了,当风险突然来临时,没有人能预料得到。他本身就是一个保守的人,在非典之后,他建立了储备金项目,在发生不可抗力时,能确保第一时间将费用结清。
随着新东方的发展,账上的储备金慢慢的变多。一直到这次‘双减’事件发生的时候,储备金已经有了200多亿。这笔钱看上去是保守,但对很多家长、员工来说,很多时候就是保命钱,甚至是救命钱。
如果说结清费用是俞敏洪对于员工和家长的责任感,那捐赠桌椅就是他对社会的使命感。
这些课桌椅当时都是新东方为了参加培训的孩子们专门订做的,有的能够准确的通过孩子的身高调节高度,有些做成了圆角,避免孩子磕到了头。
近八万套8成新以上的课桌椅,折价大概在5000万,加上去往山里的运费,这个花销还要翻番。
那时候,新东方的现金流也仅有十亿出头。 在这种情况下拿出一个亿去做一个对集团0经济回报率的事情,俞敏洪需要很大的勇气,毕竟还有一个几万人的“大家族”在他身后,不知前路何方。
但他还是选做了,当一辆辆卡车载满桌椅开进山村校园的时候,孩子们自愿当起了搬运工,师傅将桌椅从车上搬下来,孩子们高高兴兴地将它们举过头顶,向教室走去。这些在很多人眼里不过是寻常的桌椅,对乡村孩子而言,是能够舒舒服服地坐着学习的有用工具,不怕摔不怕磕。
俞敏洪在公众号中写到:这种捐赠像是一种近乎本能的思考,不为了获利,也不一定为了长远,只是当下单纯的想,我还能再做些什么。
俞敏洪自小聪慧,干农活是一把好手,每次插秧比赛都是第一名。1976年初中毕业的俞敏洪只有14岁,在当时的政策里,贫下中农的子女只有一人能上高中,他的母亲选择了姐姐,而让俞敏洪回家务农。
之后政策变了,俞敏洪上高中了,能高考了,报了江苏省常熟区地区师专,却又两度落榜。两次都是输在了英语,一次33分,一次55分。
痛苦过,绝望过,他以为这一辈子他都只能窝在这小小的一方农田里插秧、割草、撒粪。
后来的他面对这两次结果的时候感慨:实际上人的智商都是差不多的,重点是两个差别,一个是面对失败重新去做的能力,一个是你的心理承受能力。
之后,他卯足了劲儿,付出了超乎常人的努力,疯狂看英文原著、背单词。终于在1980年,俞敏洪以英语95分的成绩考上了北大英文系。
他挑着老家的被子来报道,被其他同学称作“土鳖”。普通话不好,英语水平也一塌糊涂,不善于打交道的他形成了自卑的情绪,在毕业的最后,他成为了班里最扎眼的人。毕业的时候全班50人,有49人都选择出国,只有他,因为家里没有钱,只能在北大留任,一周教8节课,月薪120。
因为贫穷,他瞄准了最早一批自费出国的中国留学生,利用北大教师的身份,在校外开起了补习班。当时3个学生补课直接扔下1000块钱,这个费用,是他在北大一年的工资。
当然,收益总是和风险并存的。第二年,北大发现了俞敏洪在校外私自办学后,直接一份公文将他开除了。
在北大的5年是他人生最悲惨的5年,从学生到教师,再到被学校开除,他连自己都瞧不起自己。
而之后的新东方有多火想必大家都知道了,仅仅用了三年,新东方就统领了全国所有的国外考试市场,提到留学,提到托福,雅思,GRE,人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新东方。
在这过程中他遭遇了绑架,遭遇了经济危机,遭遇了同行挤兑,他挺过了一波又一波,熬到了公司上市。看着自己的教育帝国拔地而起,却又因一纸限令痛失大半江山,重头再来。
无论走到哪种地步,二十多年前俞敏洪记录在笔记本上的那句“在绝望中寻找希望”都未曾离开过。
毕业留校,成为北大老师,之后为了赚钱,偷摸出去开了补习班,一年后,被北大开除。
正是因为这么多年的大起大落,俞敏洪成为了一个保守而又坚定的人。他在《朗读者》中留下了这样一番话。
“痛苦本身是没什么意义的,要看它对于谁来讲,对于温室里的花来讲,对它就是灭顶之灾,如果对于松柏来讲,如果能扛过所有苦难,那才是财富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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